我们不能当愤青，我也不希望大家举起道德的利剑随意挥砍，这也是不好的。我想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来谈谈这个话题。
我想先谈谈比尔·盖茨和巴菲特，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比尔·盖茨和巴菲特分别成立了不同的基金会，叫公益基金，比尔·盖茨的基金会叫盖茨&琳达基金会，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基金会。他讲了一句话我很感动，那就是财富是取之于社会，要还之于社会，他只是帮助大家管理这份财富而已。这个话很奇怪，我们通常认为财富是我创造的，怎么叫做我管理，我创造就是我的啊？比尔·盖茨不是这么看问题的，他说只给他的子女每个人留100万美金，供养他们到大学毕业之后，他这个做父亲的职责就尽到了，以后他们就应自我生存。巴菲特在去年前年，也把几百亿美金捐进了他的基金会，他的思维和盖茨是一样的。
美国总统布什上任后，宣布了1.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，包括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，这对美国富有阶层是个利好消息，但有趣的是，竟然有120名富翁联名上书，反对政府取消遗产税。其中包括比尔·盖茨的父亲老威廉、巴菲特、索罗斯、金融巨头洛克菲勒等。这些美国巨富的行为背后到底埋藏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基因呢？
盖茨、巴菲特和王石、马云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企业家，为什么他们想法这么的不同？而且我认为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，你千万不要认为说，比尔·盖茨是对的，我们是错的，不是这么简单，而是到底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问题？
10世纪，欧洲孕育了第一批企业家。在当时的教会神权时代，英国农民们的做法是通过遗嘱或合同将土地转移给可信赖的朋友，由朋友代为管理，并将土地收益交给教会，最初的受托人一般是受人尊重的教士，这些受人尊重的教士就是现代职业经理人的前身。他们心中有这么样一个强烈的责任感，他们都是教徒，都是教会所指派的最精英的Profess(专业人才)。这些教会企业的职业经理人，他当了职业经理人之后，他所想的就是如何承担这么样的一个责任，能够造福上帝所爱的子民，也就是信托责任，这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由来的前提。
所以从这一步开始，我们的血和欧洲人的血已经不同了，他们的血是由宗教所遗留的信托责任，而我们的血呢？是以自我为中心。但是这种信托责任，会随着这个社会的富裕而瓦解，所以这种崇高的教会经营理念，到了14世纪之后顿然瓦解。因为钱多了，钱多开始干吗呢？开始只想到自己，自己要风花雪月，别人就不再重要了，所以从欧洲中世纪开始，14世纪之后和今天的中国差不多，这种由宗教而来的信托责任没有了。
到了19、20世纪企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美国政府从1890年制定了一个《反垄断法》，开始将美国的企业利用严刑峻法的方式逼迫你不敢不有信托责任，这和早期不同，早期是自发的，19世纪之后是强迫的。美国政府利用《反垄断法》将大家族排除出经济体系，让他们在高市盈率下套现离场，让美国企业从过去的家族企业变成大众持股企业。这种大众持股公司，它的职业经理人，经过了中古世纪的磨难之后，他的血跟我们也差不多，也是为自己打算。当时美国政府就利用严苛的法律让这些职业经理人，不敢不有欧洲早期的那些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。所以这些公司在美国奉公守法，而且它一样传承着过去的社会责任感。
回过头来说我们的企业家，他们会说那些话，已经不是他本人的问题了。我们应该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，那就是我们整个历史传承是如何孕育我们这代企业家的。我们会发现，我们是缺乏欧洲早期企业家Profess的信念，我们也缺乏欧洲晚期企业家法律的约束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们说出这种心里话一点都不奇怪。所以我不是说道德责备不对，而是我们要从根处解决这个问题。